“我们收到了调查表，正在布置下去。”3月18日，一位药企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。

3月4日，发改委办公厅下发了《关于开展药品成本价格调查的通知》，要求以各省市为单位，组织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填报药品成本和价格调查表。调查范围为所有列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的药品。

上述国家发改委人士告诉本报记者，新医改之下，大部分药品的价格面临进一步下调。医疗保障体系中使用的药品，以国家“买单”为主，在国家财政支出有限的现状下，国家当然希望尽可能提高财政投入的效率。

在记者独家获得的一份改革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意见稿中，有以下明确的表述：“继续降低药品价格。在全面核定政府管理的药品价格基础上，进一步降低价格偏高的药品零售价格，适当提高临床必需的廉价药品价格。”

同时，一位长期关注新医改的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，“国家今后对于药价的管理，实行中央和省两级管理的体制。就是国家出台指导价，各省(市)通过招标确定一个价。”他认为，在这样的前提下，大规模系统性降价的可能不大。

在此前“以药养医”的体制下，药品价格在各环节的实际构成中，生产成本只占30%；商业流通成本占到20%—25%，其中包含医药代表5%的提成；医院环节占据45%—50%，包括医院加价、折扣和医生回扣的费用。

按照这种情况，上述国家发改委人士指出，政府制定药品价格不仅会考虑生产成本，同时还要综合考虑其他相关因素。“补偿成本应以社会平均水平为基础，制定价格会同时考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、群众承受能力、国家宏观调控及产业发展政策、药品临床价值和市场供求状况等。”

在现行医疗体制下，医疗机构拥有15%的加价权，可以在购进药品价格的基础上加价15%，作为自己的合法收入。这也被认为是高价药在医院“畅销”的重要原因。

对此，国家发改委也将采取措施，抑制医疗机构使用高价药。按照上述国家发改委人士的说法，具体做法为逐步降低医疗机构及卫生疾控机构销售药品加价率，实现非营利性医院药品零差率销售的目标。“改革过渡期，在不突破平均15%加价率的前提下，对不同价格的药品实行差别加价政策。流通环节的差价率实行差别差率控制，低价药品差价率从高，高价药品差价率从低。”

同时，前述征求意见稿对创新性药企给予定价上的优势。比如，对首仿和二仿定不同的价格，对过度仿制品种实行上市后“从低定价”。所谓首仿药，是指“首先研究申报、国外已上市而在国内未上市的药品”。

意见稿中提出，对今后国内首先仿制上市的药品，其价格要按照略低于被仿制药品或依据其合理成本制定；其后再仿制上市的药品价格，按照首仿药品的一定比例降低。同种药品生产企业达到一定数量、市场形成较为充分竞争时，根据社会平均成本等情况制定统一价格。现行已区别定价且市场竞争充分的要限期过渡并逐步缩小价差。